论“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架构体系

李德柱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响应，引起了学界、商界、智库的持续讨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内涵，以共赢和包容为主题，特别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地位，更加强调“共有性”——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共同本文提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已有和日益丰富的相关研究，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架构体系

在我国政府的积极推动、承诺和行动影响下，“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响应，引起了学界、商界、智库的持续讨论。“一带一路”已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作为一个宏大的区域性、国际性、战略性体系构想，“一带一路”倡议的关联学科必然是多领域和多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学科理论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相对而言，经济学科扮演的角色更加突出，它不仅是从其他学科视角探讨“一带一路”问题的一个基础，也是检验问题解决对策可行性和有效性的一个参照指标。尽管目前国内与“一带一路”经济问题有关的研究日益丰富，但总体上仍以分散的对策性研究为主，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应用层面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经济理论层面的探讨明显不足，而且大多尚未深入到问题的经济本质及动因，既不利于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一带一路”的“经济共识”，也难以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经济学视角的综合性阐释框架和指导建议。因此，加强“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学科交叉性和视角多样性很有必要。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工日益精细化的背景下，任何单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都难以承载“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复杂内涵和多重属性的巨系统问题，也无法揭示其发展规律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指导和借鉴。对“一带一路”经济问题的解读，要求突破单一的学科分析框架，要求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综合与创新，从多理论、跨学科协同的角度开展调查分析。

鉴于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已有和日益丰富的相关研究，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析框架的倡议。本文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整体设想，包括学科定位、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体系等内容，创新“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分别从不同的学科和专业背景对架构内容进行阐释，以期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贡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主要源于在其产生背景、研究范畴和任务、研究对象上与邻近学科的既联系又区别的特征。“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一种国际经济发展与治理理念，也是现有全球化格局下由中国最先提出和倡导的一种新型全球化构想，虽然“一带一路”经济学离不开发达国家主导的、阐释现有全球化格局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才是“一带一路”经济学大厦真正的理论和实践基石，也决定了“一带一路”经济学与邻近学科相比的一些新特征、新内涵。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产生背景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型全球化不断深化和成形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当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呼声高涨，甚至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中这一思潮都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与资本主义长期提倡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严重背离。与此相对，中国则旗帜鲜明地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合理的方向前进，充分展示了中国的治国理念和大国担当。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毋庸置疑它也是一把“双刃剑”，由西方国家主导并推动的现行经济全球化模式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负遗产”：霸权“失控”、秩序失治、发展失衡……，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等新秩序的严重羁绊。因而，国际范围内的一种普遍认识和反思日益显现，即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及其秩序需要变革，应该以体现包容、开放、共享等价值理念的新型全球化模式取而代之。依据对全球化历史和现状的考察，结合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出的声音和扮演的角色，我们认为新型全球化将会成为全球化的主题和必然趋势。与以往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控制的经济全球化不同，新型全球化把协调效率与公平放在重要位置，更加注重协同发展，更加注重文化、制度的多样性，更加注重实现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以开放、包容、均衡、普惠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新型全球化的内涵，是新型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对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产生长期而深远影响，也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要求和挑战。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任务

“一带一路”经济学，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形成或隐含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为研究范畴。作为一种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新理念、新范式，以项目作为合作的基础和支点是常见模式。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识和支持日益广泛，“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在沿线国家落地并不断增加，优质项目的示范作用正逐步彰显，互利共赢局面逐步凸显，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逐步形成，必然催生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可是，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具有何种内涵、特征、演化规律、制约因素等，却无法在现有经济理论框架内得到合理解释，剖析这些问题表象背后的形成动因、演化趋势，并探索寻找适宜的解决途径，也就构成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本文认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内涵，以共赢和包容为主题，特别注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地位，更加强调“共有性”——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共同，不仅包括一般国际投资、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分工合作关系，还包括在国家发展、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分工合作、相互支持。在这里，竞合取代了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格局由“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演变为“俱荣俱损”的“合作共赢”。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符合各国对新型全球化模式中国际关系的期盼。要形成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有赖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正是这种协同发展的彼此需要，规定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即通过探寻各国融入新型全球化的适宜路径，推动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和繁荣，以揭示基于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新型全球化规律。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带一路”经济学作为新兴学科的特性，除了在研究范畴和研究任务上与现有研究相比有新的内涵和要求以外，还体现为与已有邻近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既联系又区别。有别于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为研究对象，“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落脚于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与国际经济学相比，“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国际经济活动远超贸易、投资、金融等有限层面的问题，其研究的国际经济关系也更具综合性内涵；区域经济学以一国范围内局部地区的要素空间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而在“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尺度内，国家都可能只是一个地域单位，是更广泛国际范围空间经济分析的一个组成单元；尽管发展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学核心主题，但与发展经济学强调产业、人口、资源等要素特征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相比，“一带一路”经济学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发展、包容性发展，着眼于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门综合学科

“一带一路”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涉足多个邻近学科的交叉，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及其延伸学科（世界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国际经济关系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综合性体现为它与上述学科的多重联系。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

要从经济学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全面深入解读，必须首先把握这一倡议的实质及其可能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就是经济全球化变革的中国方案。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学必须首先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深入重新定义和阐释，而政治经济学及其延伸学科无疑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分析框架。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力全球化扩张导致的市场扩大，在经济效率的驱使下，这一过程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由国内向国际扩展为主，最终促使国家边界的淡化和模糊，并辐射到生产关系的全球化。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反映在历史和现实中，便是发达国家制定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国际政治秩序，自“华盛顿共识”以来，则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全球化，在“效率优先、经济至上”资源配置模式的驱动下，完全忽视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本性的警告，在把全球逐渐变成一个“世界大工厂”的同时，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鸿沟和发展差距，经济全球化演变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权利剥削，并反过来损害了新自由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和前提。由此，便不难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原因。在生产力层面，世界经济仍处于复苏和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尚处萌芽阶段，再加上近期发达国家出现的政策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仍不乐观；在生产关系层面，相对落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鸿沟般的国家间发展差距对生产力的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形成了制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生产力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间和一国内部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资本和政治地位成为话语权的决定因素，低收入国家和占绝大多数的中低产阶层对当前的全球化模式疑虑重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内在缺陷造成的多重失衡。

“一带一路”经济学需要引入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去审视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一带一路”倡议既有针对经济全球化中生产力提升的内容，如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也蕴含着改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关系的目标，即推动新型全球化。这一倡议在形式上体现为增进各国发展战略及目标的协调和对接，搭建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在实质上，则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其核心是平衡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效率与公平，因而也必然涉及到如何协调经济全球化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发挥，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将对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带来的重要影响，“一带一路”经济学也十分有必要纳入世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经济研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国家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度、“一带一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冲击和重塑等问题的分析，都是属于世界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擅长的领域。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联系

“一带一路”经济学从国际经济学及其延伸理论中获取许多支持。国际经济学是研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实质是剖析国际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对最优资源配置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不难预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对国际贸易和金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而分析、评估、预测和调控这种影响及程度，则可以借鉴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五通”建设的重心，旨在实现更强劲、更畅通的国际贸易和投融资。贸易畅通的核心是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合作，同沿线国家和地区构建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降低交易的物流成本。资金畅通则包含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金融领域的前沿现实问题。而国际经济学的三个重要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投资学和国际金融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国际贸易政策理论、汇率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乃至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等等，都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分析工具。对于中国大力推介的国际产能合作和跨境产业园区——实质上是一种在生产领域直接开展合作的形式，国际经济学的延伸理论——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对此也具备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关系学也存在交集，国际经济关系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如国际经济关系行为主体及表现形态、交往原则、不同类型国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影响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经济学挑战。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联系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多重尺度空间属性，受倡议影响的经济活动表现为一种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的多层级空间形式。六大经济走廊、节点城市、境外产业合作园区、立体基础设施网络，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上述新事物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构成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任务。但究其本质，依然可以归如到区位分析、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等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如境外产业合作园和产能合作项目的区位选择选择、各类项目建设对区域（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化趋势、区域发展多重目标冲突的均衡、沿线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叠加效应及措施分析等问题，都可以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找到破解的钥匙。就目前来看，“一带一路”经济学应重点引入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沿线国家可借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点—轴”发展模式，通过国际产业合作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极，以立体交通线为发展轴，以“点上集聚、点轴联动”的思路发挥产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可用以解释和预测地理空间中人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模式，剖析“一带一路”中生产要素流动网络、国际贸易网络、产业合作网络以及城市网络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动态演化。从要素自由流通到市场深度融合，从跨境产业合作园区到自由贸易区，区域的有形边界不断变化和弱化，最终朝向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而这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内涵。

（四）“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联系

“一带一路”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倡议，与发展经济学致力于世界各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繁荣的使命高度契合，“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也是如此。因而，构建“一带一路”经济学必然要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前沿进展，如政府作用、基础设施、外资利用、技术输出、对外援助、贫困、包容性增长乃至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联通为先导，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与沿线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的经验、红利和机遇，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包容性增长。这就意味着，参与“一带一路”将成为沿线落后国家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进而实现经济起飞的机遇。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理念提倡各国可以根据国情自主选择适合的融入路径，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一共性目标基础上，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从最贫困国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但更源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仅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素材，而且可以预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也将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及运用提供更大的平台。从这一角度来说，发展经济学与“一带一路”经济学在目标和实现机制上存在诸多交集。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架构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就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协同协调发展。这一论断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量：第一，可将“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一种“社会性建构”，“一带一路”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所有参与国的政策和集体行动决定的，因而“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和行动的广泛性，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主线。第二，可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是由众多国家和地区作为子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协同发展统筹了系统内部的竞争与合作，只有通过彼此协作产生协同效应，才能形成系统功能大于各个子系统功能之和的整体效应，也才能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利共赢。第三，协同发展在“一带一路”的各个层面都有现实体现，包括生产要素和产品微观层面的协同、产业和区域中观层面的协同、国家和国际宏观层面的协同，同时也体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各方面的协同，它既是一种发展思路，也是一种发展结果。第四，协同发展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蕴含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协同发展引领下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又遵从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更反映了新型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实践，综合前面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范畴、目的、对象和主线的分析，我们认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体系可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带一路”与国际贸易、“一带一路”与货币金融、“一带一路”与区域发展、“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其中，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是夯实“一带一路”基础——互联互通的内生动力和重要保障，区域经济是构成“一带一路”经济巨系统的子系统，区域经济的结构效率和良性发展是实现“一带一路”目标的重要前提，新型全球化的内涵、构成要素、形成机制、演化规律等既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也规定和制约着“一带一路”国际贸易、货币金融和区域经济的研究内容和价值取向。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通过分析“一带一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在理论和解决现实问题中的联系，确定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同样，“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也可追溯到上述学科的相关理论。具体来说，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世界经济学中的国别经济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国际秩序理论，国际贸易学中的对外贸易政策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国际金融学理论中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工业化、基础设施、政府作用、对外贸易、反贫困和包容性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倡议，已经取得且必将取得更大范围的国际认同和响应。从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的角度来说，各国领导人有关“一带一路”的相关表述，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布的联合公报、联合声明、规划纲要、合作备忘录，以及沿线国家出台的各项措施、规定、指导意见等各类政策文件和规章制度，不仅具有一定理论价值，而且是指导具体实践的纲领，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转为切实行动的关键节点，也是检验“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架构实践可行性的标尺。因而这些资料都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素材和指导依据。

作为一个从经济学视角解读具有划时代开创意义世界新格局的理论架构，“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百家争鸣，因而在阐释了“一带一路”经济学学科定位及理论架构之后，需要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和价值典范、“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更加全面和准确把握“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与基本架构提供多维视角。

（二）“一带一路”与国际贸易

贸易和投资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两翼，因而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学应该重点关注三个与此相关的研究方向：“一带一路”国际贸易、“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和“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一体化。

“一带一路”国际贸易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测度、评价和政策，涉及到对沿线国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业和对外贸易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二是“一带一路”贸易分工与合作格局及优化，包括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贸易分工格局、合作机制、潜在风险等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态势，以及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角度的优化方向和举措；三是通过分析现有国际、区域性贸易组织的发展沿革和经验教训，总结其对“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一带一路”国际投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向：一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的现状评价及影响因素；二是“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及其溢出效应，产能合作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力推的一种新型国际产业合作模式，将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的载体，然而相关理论研究仍十分缺乏。“一带一路”经济学应对国际产能合作进行系统研究，探讨其内涵、现状、模式、影响因素，以及对东道国和输出国的溢出效应；三是“一带一路”跨境产业园区区位选择、合作机制和效益评价，效益评价既要分析对中国，也应分析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四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与管控，包括对外投资的风险类型、风险源识别、风险管控机制与措施。

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的整合应用，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在企业层面的高级应用，因而也成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的行动指南。在贸易投资一体化应用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早已深谙此道，而中国企业对此却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缺少储备。“一带一路”倡议下，大规模“走出去”必然成为中国企业的共同选择，而贸易投资一体化应用的熟练程度则成为衡量中国企业“走出去”质量的一个重要参照。因此，“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一体化研究也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二是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中的角色对西方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修正，三是有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对中国跨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机制。

（三）“一带一路”与货币金融

货币和金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血液，不仅直接决定着互联互通能否实现，而且能够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信用支持，也是顺利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器”和“减震器”，有助于国家和区域金融稳定及市场繁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发展经济、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扩大国际贸易和投资，都离不开国内外强有力的金融资本支撑和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然而与国家贸易等实物交易相比，货币和金融的虚拟化程度要高得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等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货币金融的符号化本质，也为货币金融市场的震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在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操纵，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话语权非常微弱，而且稍有不慎，国内的货币金融市场还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对象。作为全球最大、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市场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资本巨头觊觎的对象，并竭力要求中国政府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以达到凭借资本、技术、主导地位等手段攫取不当利益的目的。早期，由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所限，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实行严格监管。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依照承诺，中国的金融和外汇市场逐步放开，中国政府的金融市场操作和监管能力也不断提升。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催生了中国金融行业“走出去”的要求，这一步伐在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进入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达到阶段性顶峰。

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相比，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仍不完善，政府的金融监管水平也有待提高，加上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也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稳定性和可控性远不及发达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者，中国对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大市场建设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对中国政府和以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为主要关注对象的中国金融行业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必须用创新的理念和方法去应对。因此，“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货币金融研究也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金融行业开展跨国金融提出的创新要求及应对措施；二是全面剖析“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探索在有效识别和规避风险前提下的强化“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与合作的方式；三是针对一些金融细分领域的具体探讨，如信用体系构建、资产管理行业战略转型等，从操作层面为中国政府和金融行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提供参考借鉴。

（四）“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

“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目的是揭示基于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新型全球化规律，而“一带一路”自身又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不同地理距离的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之间分别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空间经济结构和类型，构成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层次的“区域范畴”。协同发展是新型全球化有别于现有全球化的本质差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实现“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需要剖析不同区域层次的经济协同发展机制。而每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发展，既是“一带一路”经济巨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带一路”经济整体运行规律的具体体现。通过“一带一路”的区域协同发展，缓解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由于发展机会、规则不平等造成的结果失衡，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个体更加广泛且平等地获得发展的机会、参与发展的过程、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繁荣。前面已经详细阐释了“一带一路”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此我们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区域协同发展理论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与特征。协同理论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如何将协同的原有概念与“一带一路”实践相结合，确定“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并分析其特征，是本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中涉及辨析“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包容发展、联动发展等概念的关系。

“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可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机制主要研究商品、要素和资本市场一体化，中观机制主要研究产业间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宏观机制主要研究国家与国际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包括国与国发展的战略对接机制、政策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协同治理机制等。

“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测度与评价。协同是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一带一路”经济学应根据“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研究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和方法，科学评价“一带一路”发展的协同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作为一个尚处于起步阶段、有着全新内涵、并将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冲击的国际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构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缺乏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其中的一些理念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实践来检验与修正。同时，虽然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头羊作用，中国也与部分沿线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自贸区等领域建立了紧密联系，但现在说形成“一带一路”雁行经济发展模式依然为时尚早，中国周边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多种不稳定因素，都会对“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产生阻碍。因此在目前阶段，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内关键节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创新模式、结构要素、影响机制、治理方式等内容，以小见大，先归纳总结国内“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省、市、带、民族等不同区域层次的经济协同发展经验和模式，提炼中国范式和中国方案，然后再逐步推广到更大的空间层面，也不失为一种符合当前“一带一路”经济协同发展现状的研究思路。

（五）“一带一路”与科教创新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有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全球进入创新集聚爆发期和新产业加速成长时期，围绕科技产业制高点的争夺日益激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球排名并不靠前，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新技术、新产业的需求巨大，迫切希望搭上全球创新的时代列车。当前的国际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鸿沟并不亚于它们在国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话语权差距，而且前者比后者甚至有着更加难以逾越的制度和机制障碍。作为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屡屡遭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歧视，即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依然未能获得与经济体量相匹配的科技话语权。这既是现有全球化模式的固有体制弊端，也是新型全球化亟待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实现新型全球化目标的一股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建设自然必须包括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新型科技创新体制的构建，其中中国责无旁贷地必须发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在这一定位和过程中，中国不仅已经具备了应有的能力，而且也以实际行动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无论在规模还是潜力方面都毫无疑问是最突出和最强大的。从2007年开始，我国就已进入全球国际合作发明网络的“核心”地区；2014年，我国有11个学科进入SCI论文全球学科排名前十，9个学科进入EI论文全球学科排名前十，9个学科进入CPCI-S论文全球学科排名前十。近年来，我国先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上万名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广泛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共建了一批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建设了面向东盟、南亚、中亚、阿拉伯国家、中东欧等地区和国家的一系列区域和双边技术转移中心及创新合作中心，中国引领下的区域技术创新协作网络初步形成。然而，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仍不突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合作领域仍然有较大局限性，层出不穷、快速迭代的新技术，以及其他非技术因素（如政治、文化等）对“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的影响也需要研究。因此，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下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技术合作新格局，关注新兴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影响，对于加快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将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科学技术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关键是高科技人才的吸引、集聚和效能发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和激励机制，奠定了中国追赶国际科技前沿的人才基础，成为中国发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中心地位，形成“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中国向心力的根本保障。但与国际领先国家相比，中国科技人才培养的土壤——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仍有待提升，高等教育的集聚性、差异性、协同性布局，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等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如果不能占领国际科技人才的高地，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心地位也将不稳固。因此，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探索建设世界级科教创新城市群的途径，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学需要回答的应有问题。

（六）“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目的是揭示新型全球化的规律，探寻各国融入新型全球化的适宜路径，推动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因而，“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应该纳入新型全球化的内容，在系统深入总结新型全球化起源、发展、内涵、特点、政策目标、实现机制等基础上，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新型全球化的影响，包括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分工体系、世界秩序、世界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在根本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协同发展是新型全球化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全球化的交汇点，因此可以说，新型全球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不断完善的全球经济治理，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顺应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而且将为其提供强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有可能在沿线国家范围内推动形成区域性的国家间经济治理新机制、新模式，并由点及面，为更大范围的国际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提供参考思路和方案。新的全球化视野和架构，加上新的全球化治理思路，其结果将是新的全球价值链，从前端到后端、生产到销售、投入到产出等，“一带一路”倡议改变的将不仅仅是全球价值链的结构，而是价值链从形成、运行、变迁到重构的全过程，其实质是形成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协调好全球化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需要重点关注：一是价值链重构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价值链有效运行的主体。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联通，也是交通、物流、能源、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硬件”基础，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优先领域也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般规律。因此这部分应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布局规划研究，包括油气管网、电网、交通物流、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等方面；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基础设施联通建设中的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基础设施联通建设中的政府间分工合作机制研究；基础设施联通建设中的风险管控；基础设施联通对沿线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估。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则是跨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大型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国有跨国公司的数量很少，但是在全球最大的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中有15家为国有企业，在全球最大的来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100家跨国公司中，有41家为国有公司。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当前大国角力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正处在或即将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发展潜力巨大，但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家实力还是跨国公司实力上都缺乏竞争优势，也包括中国的企业。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价值洼地早已成为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共同做法，国有跨国公司主导的绿地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的10%以上，全球近1500家母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国外分支机构超过8.6万家，这些国有跨国公司仅占跨国公司总量的1.5%，但其分支机构的数量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的10%，国有跨国公司宣布的绿地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十分之一。作为一块尚未成型的新领域，“一带一路”也早已成为国际跨国公司巨头觊觎的焦点，它们纷纷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布局和调整其全球价值链。因此，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国有大型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使命、风险与控制，是中国担当“一带一路”责任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学自身的学科使命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陈绍锋，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J].美国研究.2015(03)

[2]张雅静，“一带一路”背景下电子商务发展创新模式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02)

[3]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月刊.2014(11)

[4]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N].人民日报.2015(003)

[5]储殷，高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15(02)

原载于《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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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德柱，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CMA，集团财务副总裁、山东财经大学MBA学院合作导师。   

    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历任财务会计、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副总裁等职，会计实践经验丰富。

科研获奖：山东省会计学会2018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黑龙江省社会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等。

主持与参加课题：河北省会计学会2019年度会计科研课题，“集团公司财务精益管理方案设计与实施”；江苏省哲社科联2018 年度重大应用研究课题立项项目“江苏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黑龙省会计学会2019年会计科研课题“大数据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等。